一名高中生受不了同學的霸凌，憤怒地拿美工刀把同學壓在地上，圍觀學生們靜靜地看著美工刀架在同學脖子上，沒人敢吭聲或阻止。發飆的高中生向四周大喊「你們太奇怪了！我要殺他，難道真的沒關係嗎？」這是今年加拿大蒙特婁影展獲得革新電影獎，由岡田將生、榮倉奈奈主演的新日片《那時的生命》的一幕，讓人看得非常心痛，也讓我聯想起親身的體驗。
記得兒子剛到日本，即使語言不通都能跟同學打成一片。沒想到某天接到學校通知，說兒子拿美工刀向著同學，頓時眼前一片黑。後來到學校詢問詳情再問過兒子才知道，他在學校被一個同學欺負，那同學沒事就把他的鉛筆折斷，還拿擦地的抹布抹他的臉，他氣不過才拿出美工刀。
當時為了替兒子解決煩惱，決定邀那位同學到家裡玩。後來發現他雖然調皮，但其實只是想吸引別人注意，想跟兒子交朋友，幾次開導他和兒子後，他漸漸學會尊重人，兩人也能正常相處了。讓我不解的是，大家都知道班上有這樣的同學，為何沒人出面導正他呢？
《那時的生命》描寫兩個心靈受創而自我封閉的年輕人，在替人整理遺物的公司相識後，因工作上互相扶持而逐漸互吐心聲並得到心靈撫慰。
該片的導演瀨瀨敬久在東京國際影展登台時說，此片在拍攝時遇到三一一東日本大地震，由於劇情有點灰暗，一度考慮是否放棄上映，但後來決定還是應藉此片反映日本社會的現實面。
十幾年前的日本到處可看到好管閒事的歐巴桑，看到年輕人坐在博愛座就趕人，看到垃圾分類不徹底的太太就開罵，然而現在儘管年輕人看到老人不讓座，穿著裙子蹲坐在電車地板上，對長輩大呼小叫的，大家都視而不見了。
日本社會越來越聽不到正義之聲，大家只是消極面對不合理的事，一旦等到有強有力的個人或團體發難，又很容易一窩蜂地打落水狗，似乎誰都不願站在風險較大的少數一方。
今年在採訪東京國際影展時也發生極度不合理的事，讓好脾氣的我也像火山爆發地在綠地毯上咆哮！今年有上千名各國記者申請採訪，因下午一點半開幕綠地毯的採訪位置是按順序排的，我九點半到時已排到第三十五號了。
被主辦單位「拘禁」近四小時後，終於被帶到現場，還規定不能選位置，要依指定一個緊接一個地站定位。綠地毯上貴賓走過後，主辦單位的工作人員突然過來說：「對不起，工作人員搞錯了，這一區不能站，請你們立刻移到兩旁。」
他們沒有安排新的位置，眼見兩旁已塞滿攝影機和記者，同一區幾十名記者頓時傻眼！無法確保好位子，為何要我們一大早來排隊？工作人員一味地催趕，讓我怒不可遏地吼叫說：「我們是依工作人員指示站在這裡的，請先告訴我們哪裡還有空位可站？」
工作人員不知該如何解決此事，就讓我們自生自滅，我們不管移到哪裡都被趕。最讓人生氣的是，遇到這樣不合理的事，居然沒有同業以身相挺，大家只是默默地自求生路。身為記者連這點道德勇氣都沒有，試問如何匡正社會的種種不合理現象呢？
東京影展讓記者排隊枯等，被「拘禁」在會議室裡連個椅子都沒有。被帶到綠地毯還無法按自己的需求找合適的位置，叫你站就要站，叫你蹲就要蹲，閉幕典禮當天的記者中心不到七點就關門，許多外國記者抱著電腦找不到地方發稿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
要求大家排隊占位子，卻事先預留好位子給日本幾家主流電視台，難怪台灣同業說，跑過那麼多國際影展沒看過這麼不公平、沒人道且沒效率的，還有同業氣到對主辦單位說：「請把『國際』兩個字拿掉，因為東京國際影展一點都不國際化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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